敦者，大也；煌者，盛也。
提起敦煌，人们会想到九层楼、鸣沙山、月牙泉，会想到飞天、反弹琵琶、道士塔，会想到王圆箓、斯坦因、伯希和，会想到张大千、井上靖、常书鸿，以及王维的那句“西出阳关无故人”。这段时间我听到敦煌的次数又多了起来，因为在北京的一些公交车站台，大幅的“敦煌父女
文化传承”的海报引发了大家的讨论，“父”是敦煌守护神常书鸿，“女”是永远的敦煌少女常沙娜。大家对敦煌的向往离不开常书鸿的奉献，常书鸿是擦亮敦煌名字的人，而我对常书鸿先生的了解来自敦煌。
敦煌，历史发生地，文化交融地，梦想憧憬地。
1935年，常书鸿在塞纳河畔的一个旧书摊，惊奇地发现了法国人伯希和拍摄的《敦煌石窟图录》。这部由六本小册子装订起来的书，有敦煌千佛洞的壁画和塑像图片300多幅，售价100法郎。书摊的主人告诉他，许多敦煌彩色的绢画资料存在离这里不远的吉美博物馆。第二天，常书鸿在吉美博物馆看到伯希和从敦煌盗来的大量唐代大幅绢画。这些从4世纪到14世纪的艺术作品，成为常书鸿人生的转折点。这本改变常书鸿人生的书，在不同的文章、书籍中有着不同的名字，比如在1978年发表的《我在敦煌四十年》中说是《敦煌图录》，在《敦煌的色彩——常书鸿、池田大作对谈录》中说是《敦煌千佛洞》，在《愿为敦煌燃此生——常书鸿自传》中则说是敦煌摄影集、《敦煌石窟图录》。
曾经对西方文化倾倒，以蒙巴纳斯的画家自居，言必称希腊罗马的常书鸿，被祖国古代艺术的辉煌成就所深深震撼，同时也为自己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无知而深感惭愧。常书鸿决心离开生活了10多年的巴黎，回国寻访敦煌的艺术宝库，保护、研究、介绍敦煌艺术。当常书鸿来到敦煌时，曾经的丝路重镇被黄沙掩埋，“前流长河，波映重阁”已成为历史，文明交汇的硕果被劫掠，劫后余生的洞窟依然被人为破坏，“无人管理，无人修缮，无人研究，无人宣传”，留给人们的是如何保护文物的难题。陈寅恪先生在1930年发表的《陈垣敦煌劫余录序》中写道：“或曰，敦煌者，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。”幸运的是，常书鸿从西湖边来到塞纳河畔，看到了敦煌壁画，于是义无反顾地来到月牙泉。1944年，常书鸿出任“敦煌艺术研究所”首任所长。此后，他带领众多艺术家保护敦煌、研究敦煌、宣传敦煌，敦煌九层楼的风铎声伴随着常书鸿走过了半个世纪。
丈量沙漠的器皿是水壶。
只是提起敦煌的名字，就已经足够让人震撼。敦煌的美让无数人流连忘返，艰难的生活条件也让无数人打起退堂鼓。沿着前人踩出的路，我走在河西的戈壁，这里的文化带着西风的烈性，让人沉醉。一尊尊造像，一幅幅壁画，一卷卷变文，仍然滋养着今天人们的精神世界。中华文化绵延五千年，背后有无数文物守护者的付出。在敦煌研究院的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：“历史是脆弱的，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，画在了墙上；历史又是坚强的，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，希望她永不磨灭。”可能壁画终将消失，但文物工作者通过努力延长了壁画的生命，感染更多人，影响更多人。
敦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、延续时间最长、内容最丰富、保存最完整的艺术宝库。在绵延千年的发展中，敦煌不断被赋予时代内涵，这正是敦煌的魅力所在。正如日本作家井上靖在小说《敦煌》的最后所写的：“又过了许多年，人们才开始明白，不仅止于东方学，这些经卷竟是足以使世界文化史的每个研究领域都发生改变的珍宝。”古老的旋律仍在回荡，古老的文化仍在传承。1987年，莫高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。2019年，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指出：“敦煌文化属于中国，但敦煌学是属于世界的。把莫高窟保护好，把敦煌文化传承好，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进步应负的责任。”正是在常书鸿、段文杰、樊锦诗等一代代敦煌人的坚守下，敦煌成为很多人心中散发着诗意的远方。
择一事，终一生。
敦煌的每一个洞窟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，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，更是文化交流成果的呈现。常书鸿在第一篇写敦煌的论文《敦煌艺术与今后中国文化建设》中提出：“我们缺少的是引证历史的实例、找出文化自发的力量，因为只有历史，才能使我们鉴往知今地明白祖国的过去，明白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所在。”这正是文化研究的价值所在。今天敦煌已经成为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，筚路蓝缕的古人通过千年的努力，开凿出一部文化史、艺术史、交流史、传承史，形成了以“和平合作、开放包容、互学互鉴、互利共赢”为核心的丝路精神。
敦煌的洞窟就像深邃的谜团，让无数人穷其一生进行探寻。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曾问常书鸿：“先生您以为哪一幅作品是莫高窟壁画中最优秀的作品呢？”常书鸿回答：“我认为北魏时代的第254窟中的《萨埵太子本生图》《舍身饲虎图》最为精彩。”池田大作还曾问常书鸿：“如果来生再到人世，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呢？”常书鸿回答：“我不是佛教徒，不相信‘转生’。不过，如果真的再一次托生为人，我将还是‘常书鸿’。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做完的工作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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